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賦予學校一定懲戒權治理學生欺凌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6月30日分組審議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二審稿。

為采取措施加強對學生欺凌問題的治理，修訂草案二審稿完善了學生欺凌行為的處理程序，增加規(guī)定：對嚴重的欺凌行為，學校不得隱瞞，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和教育行政部門報告，并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對此，與會人員認為，修訂草案二審稿明確規(guī)定學校對嚴重欺凌行為強制報告是一大亮點，對于治理學生欺凌問題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同時，草案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修訂草案二審稿第三十七條第三款規(guī)定，對實施欺凌的未成年學生，學校應當根據(jù)欺凌行為的性質和程度，依法加強管教。對嚴重的欺凌行為，學校不得隱瞞，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和教育行政部門報告，并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王硯蒙委員說，“加強管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說法，具體應當怎么管教?學校可以加強管教，但又對教師懲治學生作出了許多禁止性規(guī)定，所以這里的“加強管教”沒有作出內容和形式上的規(guī)定，是不是老師把學生叫到辦公室批評一頓就叫“加強管教”?實際操作中沒有實施的標準，難以運用，會導致問題的處理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對相關內容加以明確。

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劉希婭建議，將第三十七條第三款改為“對實施欺凌的未成年學生，學校應當根據(jù)欺凌行為的性質、程度和后果，加強教育、訓誡、居家隔離反思等管教。對嚴重的欺凌行為，學校不得隱瞞，并及時向公安機關和教育行政部門報告，配合相關部門對未成年人進行事件調查、處置，依情況采取社區(qū)服務矯正、居家反思教育、強制轉入專門學校等方式處理。實施欺凌的未成年學生父母或其他監(jiān)護人應當配合管教和承擔相應責任”。

杜玉波委員說，在現(xiàn)實的教育活動中，依然存在對教師懲戒行為的合理限度缺乏明確規(guī)定等問題，使得體罰與懲戒之間的邊界不清晰。法律沒有賦予學校和教師一定的懲戒權，造成學校和教師對于校園欺凌事件往往無能為力。建議在現(xiàn)有規(guī)定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教育懲戒的原則性規(guī)則，如應遵循合法性原則、比例原則和教育性原則。相關部門可依據(jù)法律確定的原則性規(guī)則制定實施細則，對教育懲戒的主體、權限大小、實施范圍和方式作出嚴格具體的限定，厘清教育懲戒的邊界，給學校和教師管理學生的必要懲戒權，通過懲戒和關愛相結合的方式實現(xiàn)法律原意上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科學保護。

張伯軍委員建議，在修訂草案二審稿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的“完善安保設施、配備安保人員”后面，加上“健全可追溯信息系統(tǒng)”的內容，因為信息化可追溯系統(tǒng)一方面對管理者和工作人員能實施有效的監(jiān)督，另一方面，當事故發(fā)生后在處理時能留存證據(jù)，例如，在校車使用、餐飲安全、學生體罰、校園欺凌等行為和事件中，都能夠通過這個系統(tǒng)很好地實施監(jiān)督，在處理過程中也能夠發(fā)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僅僅說安保設施，往往被理解為傳統(tǒng)設施，針對性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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