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須孕育于“小事”之中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在黨的各級機構如火如荼地開展，從各省級常委班子到向下延伸的地市級班子的民主生活會來看，確實體現了各地“一把手”剖析自己的不足與帶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新氣象，仿佛在尋找當年的“延安精神”。很多省委書記都打出了“向我開炮”的靶子，歡迎群眾提意見和建議以便幫助自身整改，這些從形式上看是開了一個好頭。然而，中央要求大家不能注重于形式，而要立足于實質，落實到群眾關心的每一件小事上，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為目標。這是一針見血地觸及到了群眾路線的精神實質，更是對黨的群眾路線回歸的基礎性根本要求。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钡娜罕娐肪�是黨的根本路線，更是黨的生命線。想當年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黨要求全體干部戰(zhàn)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好兩件事情：一是缸滿院凈，給群眾把水缸挑滿，把院子打掃干凈；二是為村里的貧苦民眾排憂解難；要求大家做的都是一件件與群眾利益悠關的小事。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很多事項突出的都是“小事”，例如：“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等要求；帶來的是“落地紅棗也不吃”、“不吃人民蘋果”以及戰(zhàn)上海的子弟兵露縮街頭一絲一毫不擾民的感人情景。再如：“支部建在連隊上”；黨員融入群眾中；紅軍時期的士兵委員會等；也就是體現了我軍的作戰(zhàn)方針聚集了廣大士兵的智慧，黨的路線也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所求。這一切都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為全黨定立的為人民服務的大目標決定的，也體現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內涵。更彰顯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實質。因此，人民群眾正是透過這發(fā)生在身邊的一樁樁小事，洞察出共產黨的良苦用心，悟出了黨與群眾心心相聯的魚水情誼，從而打心眼里自覺地確定了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信念。這就是來自民心的力量，拉著共產黨朝著“得民心者得天下”永恒不變的軌跡方向前行。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式是扁平的，在內部為官兵平等，領導干部即是指揮員又是戰(zhàn)斗員。在外部則是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體現的是“群眾路線”。正是靠著這個扁平組織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打敗了國民黨幾百萬軍隊，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國成立后又在朝鮮戰(zhàn)場把武裝到牙齒的美軍趕過了“三八線”。但革命勝利之后，這個曾經的扁平組織逐漸變成了科層化機構。為什么要這樣做？理由是因為我們要辦大事。

　　何為扁平化：扁平化體現的是傳統(tǒng)組織結構的特點，表現為層級結構。如一個企業(yè)的高層、中層、基層管理者組成一個金字塔式的形狀。當企業(yè)規(guī)模擴大時，一般采用增加管理機構層次，而扁平化的有效辦法是增加管理幅度。當管理層次減少而管理者幅度增加時，金字塔狀的組織形式就被“壓縮 ”成扁平狀的組織形式。而科層制又稱官僚制，它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科層制是特定權力的施用和服從關系的體現。具有特殊內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可能性可稱為“統(tǒng)治”，此處的統(tǒng)治不包括純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統(tǒng)治看來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從。它的核心部分體現在多層次的科層化官僚體制中。

　　有人認為扁平組織是用來做一件件具體小事的。而中國共產黨人過去非常強調小事，因為那時革命很簡單，就是推翻舊體制，任務和目標都很單一。毛澤東就很討厭科層化、官僚化。他認為黨如不能與人民站在一起，沾染一身官氣，如果要是壓迫人民，高高在上的話，那還革什么命？總有一天自己也會被革命的。毛澤東又是最不講科層化規(guī)矩的，他認為有必要，工人農民照樣可以一步登上最高層領導人的位置。例如：原來發(fā)明“倪志福鉆頭”的工人革新能手倪志福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勞動模范西北國棉一廠的紡織女工吳桂賢出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農民陳永貴座上了政治局委員與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但他們當時有一個共同的特就點是“升官”不發(fā)財，除了拿相應的工作補貼外，其余照舊享受原待遇。也就是照拿工人級別的工資，還拿著當農民的工分。

　　而官僚機構是干什么的？官僚機構是干大事的。依靠科層化，修高鐵、港口、飛機場就需要專業(yè)化、年輕化、知識化、理性化，總體標志就叫做科層化體制。也就是說管理部門分得越來越細，主管下級的副職也相應增多，一層接一層，產生很多層級，正因如此，我們能夠辦成大事。專業(yè)化、知識化的隊伍是為辦大事而設的，但辦不好小事。例如：“經營城市”的形象工程忙得不亦樂乎，而“棚戶區(qū)”的臟亂差卻無人問津；一條條馬路光鮮亮麗，可路邊丟失了井蓋的下水道口卻成了一個個“吃人”的陷阱；政府可以在一年內修通一條高速公路，但三年也清不完高速公路邊的垃圾；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井蓋、垃圾該由誰管，大家互相扯皮，到頭來很多時候卻成了大事辦不好，小事辦不了的社會癤癥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因此也大打了折扣。

　　因此，后來發(fā)展到奇特的中國現象：“神州”飛船能上九天攬月；地上嬰兒奶粉卻含三聚氰氨；“姣龍”潛水器可深潛龍宮捉鱉；地溝油卻在餐館肆溢橫流；GDP能升至世界老二；養(yǎng)老“雙軌制”卻無人能撼；也就導致了我們今天能辦修高鐵、港口、機場等大事，而把事關民生的食品安全、霧霾籠罩、水資源惡化、房價高漲、治安嚴重、世風日下等問題當成了一件件“小事”沒人去管，導致了既使去管也管不好的結局。

　　這時有人就會為此辯護，說它是新舊轉軌時期的產物，是市場經濟的弊端。其實，我們的小事都在基層，人們生活中遇到的矛盾都是產生在自然的社區(qū)中。市場化、科層化把基層社區(qū)搞垮了。因為市場化把政府應盡的責任變了金錢交易，科層化把社區(qū)變成了衙門。另外，為辦一些大事，比如計劃生育，基層黨支部書記、村長不愿意干，就發(fā)錢發(fā)工資讓他干。從此，本來是非官員的自然社區(qū)的民意代表，轉而變成編外官員。改革開放前有百萬個自然村落，現在減少到四、五十萬個，自然社區(qū)變成行政社區(qū)。行政社區(qū)領導都拿政府高額補貼，不給錢是不干事的。最后，因為分田分地，各種企業(yè)的私有化，村社經濟基礎也沒有了，自然社區(qū)也就徹底崩潰了。

　　自然社區(qū)崩盤后，“人民”自治化涵義沒有了，只剩下一群群個體。人民的權力和權益也沒有了，剩下的只有一個依照西方模式也叫所謂的“民主”產物。什么民主？選舉民主，除了選舉民主什么也沒有了。什么叫選舉民主？也就是在基層每三年選一次，幾分鐘的投票，集合了你幾年全部“民主”意識的參與就被限制在瞬間選個“頭”的層面上。而且，在不少地方還是在上級領導授意下的“民選”。表面上看是海選了，大家選個支書和村長就民主了。但實際傳統(tǒng)意義上的基層民主卻喪失了，因為人民對社區(qū)事務的參與權變沒了。其實，中國歷代王朝都講究村民自治，我國憲法也規(guī)定村民自治，什么叫村民自治？首先就是村民自己決定自己選誰？怎么選？當選時間多久及其怎樣對當選人監(jiān)督以及如何行使罷免權等等措施。現在按照目前法律規(guī)定，選舉村民委員會委員后，第二天人們就可出去打工，換屆只能等三年后再說。因此，村民委員會就形同虛設，選出個村長，村長就可能變成為所欲為之強人，而且出事后還沒法罷免他。這樣民主產生的基層人選卻可能干得出最無所顧忌的獨裁之事，這使不少地方“村官”成了土皇地，是當地的一霸。這不僅是蒼蠅滿處飛的一大重要原因，更是形成“小事”無人管的機制弊端，同時還是激化基層“官”民對峙的導火索。

　　有的人甚至說這是從西方學來的模式，那我們來看看外國是怎樣海選的。例如，在美國各州選總統(tǒng)的辦法都不一樣。美國總統(tǒng)選舉是綜合各州的選舉人票，誰的選舉人票多誰當選。而每個州產生選舉人票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的州是誰得到了多數海選票者，選舉人票就“通吃”；有些州卻是按選民海選票的比例來確定選舉人票的多少；各州的規(guī)則都是由其選民投票設定的。而我們選個村長，全國都一樣的模式，規(guī)則由上面統(tǒng)一制定。不論民族的差異，不管地區(qū)的差別，通通九九規(guī)一。那么這本身就有違于制定政策時的初衷，也有悖了《憲法》中的村民自治精神。而且還違反了傳統(tǒng)的做法，這即是產生上述弊端的體制性根源。

　　因為在科層化官僚組織中，下級官員是上級官員任命的。包括很大一部分民選村長也是仰仗鄉(xiāng)領導的提攜才得以當選的，離開上級領導支持將會一事無成。因此，這些基層的準官員不怕得罪選民，只怕冒犯領導。因而上級要辦的都是大事，服從上級，做好上級交辦的事，才是自己的事。群眾出現的事都是雞毛蒜皮小事，不關自己的事，除非拆遷等影響自身私利與領導政績之事算大事外，其它一律是小事，關己何事？因而矛盾的激化，引發(fā)了村民上訪與造反，圍攻鄉(xiāng)政府等群體性事件頻發(fā)也就不足以為奇了。

　　今天的市場經濟，政府覺得很多事人民辦不了，然后就承包給公司，公司則是以盈利為目的。這樣我們的社會就變得非常浮夸，人民群眾既使想參與都無門。結果是老百姓與科層體系離心離德，很不滿意。結果政府把大事都辦了，有的大事還辦得風風光光與漂漂亮亮的，但是人民仍心存怨恨，感覺不到幸福指數。原因是他們真正關切的利益悠關之事，被一些政府官員當成了小事不淆一顧沒人管。正如李總理所說：如果人民群眾不能分享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GDP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其實，中國的民主在傳統(tǒng)意義上是以自然社區(qū)為基礎，人民參與，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比如物業(yè)問題，現在居委會不組織，黨組織也不管，政府更不愿管，誰都不愿意惹這麻煩事，沒人愿意把人民、社區(qū)重新組織起來。細想只要組織起來，這些問題都能解決的，用不著政府操心。回想起計劃經濟體制下，街房鄰里同住一“四合院”，沒有物業(yè)公司。大家和睦相處，以院為家。如院內有一老太太早上出來吆喝大家掃院子，沒有哪家人不派人出來清掃的。每年到夏天，甚至每兩周都要熏一次蚊子，全大院都出來熏。社區(qū)很“堅強”，沒有小偷，他們進不來。因為大家都知根知底互相幫襯，外人很難有“入侵”機會，也不需要交物業(yè)費，這是體現居民自治的典范之作。而今，以贏利為目的的物業(yè)公司來了，反而出現了很多不和諧的因素。其中最大的矛盾體就是業(yè)主與物業(yè)公司，發(fā)生沖突是常事，住戶挨打受欺負之事也常有發(fā)生。這暴露了市場化帶來的弊端，根源出自于二者都是建立在唯利是圖的動物性本能上，缺少的是人性良知的道德觀底線。

　　然而，科層化官僚組織結構帶來了復雜的權力范圍與人事關系，必定會有與之配套的制度框住。因而對一件件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都有官僚崗位與規(guī)定設阻，如前段時間央視報道的辦證難的問題：一本美國公民在郵局就能隨時辦理好的護照，在我們的基層公安部門卻要折騰人往返3000多公里，來回跑上五、六趟才能辦好。還有一些涉及其它辦證照的窗口行業(yè)，還不知有多折騰人的？這些一件件群眾難纏但又躲不開的小事多了，人民心中的幸福指數自然也都透支為負數了。

　　所以，目前發(fā)生的群體事件，雖有官場腐敗與社會不公的原因，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上述等“小事”造成。人們心中的怨氣，不是因為他們沒資格選總理，選省長，甚至選縣長而生。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每一個人手中的那張票，哪怕是選總理或者選總書記，它的分量是無限趨近于零的，甭管別人怎么跟你說選票有多么神圣。因此，他們不是因為那張選票沒處投而“造反”，很多方面是因為一些小事，身邊的利益得不到直接滿足而發(fā)泄對社會的怨恨。

　　政府是辦大事的，社區(qū)是辦小事的。科層化是用來應付大事的，而扁平化則是來處理小事的。大事講規(guī)矩，而小事須講效率。我們沒有用民主法治這樣的大道理來論述，而是用“大事”“小事”概念來區(qū)分。小事辦不了，大事也好不到那去。大事要舉國力來辦，小事則應該由人民自己組織起來解決，政府從中起引導作用即可。

　　為了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我們可來看看東西方國家在辦小事方面的舉措：

　　西方信教傳統(tǒng)有幾千年歷史，教會是可以解決小事的。社區(qū)有教會，大家每個禮拜天都去做禮拜，商討問題。教會衰落后出現了公共圖書館，還有集體聚會，有什么事大家可以集思廣議。如果大家有協(xié)商不了或產生了糾紛的事，最終還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他們有法律至上的傳統(tǒng)理念，官司一打什么問題都解決了，誰都得服從，甭管官司判得合理不合理，人民都接受，這是一種印入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而我們沒這種DNA。這方面我們是世界上最不遵守規(guī)矩的群體，其根子出自幾千年來的“官本位”意識，講的是特權。什么叫特權？特權就是破壞規(guī)矩，它的最大希望就是當官后能夠得到特權而獲取破壞規(guī)矩的權力。西方還有階級傳統(tǒng)，也就是市民社會，甭管什么利益集團都抱團，抱團以后就可以開始辦自己想辦的事，前提是不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

　　而中國與西方不一樣，中國是社區(qū)傳統(tǒng)，自然社區(qū)。在自然村落內，誰知書達理、供養(yǎng)老人、做事公道、不欺負小姓人家，大家就推舉他當族主。如果有人念了書，弄個什么舉人、秀才回來，一定得讓他當頭領，甭管他姓什么。這適合中國的選賢任能。自然村規(guī)模很小，就擅長辦小事，每個人、每一戶人家都能參與，到祠堂中一起議事就能商定下來。這就是通稱為鄉(xiāng)紳的人，中國人就歸這幫人管，這樣政府規(guī)模就可以做得很小了。

　　新中國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單位制度，單位什么都管，直到今天單位依然給大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補貼和相應的福利。所以，單位制不是靠市場，也不是純靠國家，國家怎么能包辦13億人？單位制歸結到底就是社區(qū)制度，有自己的醫(yī)療、食堂、學校，集體互助，這就是中華傳統(tǒng)。政府知道自己管不了，因此就應該支持社區(qū)自助。

　　而今天我們的政府是以法定的龐大行政村為基礎，管理成千上萬的人家。在理念上是把社區(qū)納入了政府的基層衙門，剝奪或部分剝奪了社區(qū)的自治權。因而得不償失，不但自己很累想管又管不好基層之事，而且勞民傷財導使政府很雍腫，費力不討好。

　　因此，我們應恢復社區(qū)傳統(tǒng)。政府科層機構管大事，社區(qū)扁平族群化管小事，橋歸橋路歸路。政府要鼓勵和支持人民組織起來，國家事經人民代表大會制來議大事，生活中由社區(qū)人人參與協(xié)商定自己的小事，以此來構筑一個和諧社會的干支結構框架。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大事就是要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黨政領導干部要帶頭遵紀守法，人人都要唯法律是從。司法部門要全力做到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才能從源頭上斬斷小事辦不好的根基。

　　所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立足于人民群眾關切的每一件小事上，切不可“貪大求洋”，更沒必要做秀。黨的領導干部：要從思想認識上校正“三觀”的總開關；在科層機構上整肅官僚體制的諸多弊端；在行動上構建人民自己參與的扁平化機構管理平臺；全方位致力于走向建設法治國家的道路；才能真正回歸群眾路線之真諦，才能使中華民族的理想“中國夢”，充實到變成為有血有肉、有形式、有內容人民心中自己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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