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學術造就傳世篇章

　　11月8日，我接到學界大師蔣星煜的電話，先生興奮地說：他的文集已經(jīng)出版了，剛拿到手，所以在第一時間、第一個告訴你。94歲的蔣星煜先生自青年時起即筆耕不輟，除“文革”時他因受迫害而被逼擱筆十年外，其寫作期已長達60年以上，著述總字數(shù)當不下3000萬字，如今，先生將其著述中精華數(shù)百萬字編成8卷本文集付梓出版，這是上海學界的一大收獲，是應該予以熱烈祝賀的。

　　《蔣星煜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學術領域涉獵較廣，其內(nèi)容涵蓋戲劇、文學（創(chuàng)作、評論）、歷史、社會、書學、文獻學等諸方面，第1卷收錄了《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顏魯公之書學》、《史林新語》3部專著，第2卷為《況鐘》（史傳）、《海瑞》（史傳）、《［桃花扇］的研究與欣賞》，第3卷、第4卷分別為專著《［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和《［西廂記］的研究與欣賞》，第5卷為專著《中國戲曲史鉤沉》，第6卷是先生的文學評論及創(chuàng)作（散文、現(xiàn)代小說、自傳）專集，第7卷為歷史小說集，第8卷“文壇藝林備忘錄”記敘文藝界的人和事。其實蔣先生尚有許多著述，尤其是發(fā)表于報刊間短文及一些序跋、評論，這次未收入文集，故翻閱文集后，不免有遺珠之憾。

　　說到學者的文集，近年此類作品的出版也已走向“市場化”，只要是會寫作的人、并且又能籌到錢，出版文集應該不是難事，有的出版社也不大計較作者在某個學術領域有無地位、影響，反正只要有錢賺就給出，于是這“文集們”的質(zhì)量，也就參差不齊，就其學術水平而言，大致不外乎“真學術”和“淺學術”兩個檔次，“真學術”類文集是指嚴謹?shù)�、科學的、有真知灼見的著作；“淺學術”類文集包括的范圍很廣，即文集中看不到大部頭真知灼見著述，或在某一領域有一定影響的專著，而是大都散見于報刊雜志的短文或工作性報告文章，偶有論述之作，亦無病呻吟或人云亦云，四平八穩(wěn)而難見獨立見解。我見過、翻過的一些文集就有這種現(xiàn)象存在，這些“淺學術”（或根本無學術含量）作品，有的為湊卷數(shù)把許多應景短文也收進去了，這類文章見諸報刊娛悅讀者當無問題，但收入文集傳諸后世，恐就不靠譜。另一個傾向是有的文集作者為保留自己著作的完整性，將一些內(nèi)容不宜（如在極左思潮歲月所撰之文）或過時、平庸的東西也收人文集中，其實這一方面露了自己之拙，另一方面也是對物質(zhì)、他人時間的浪費，最終，這些東西終究會被時代和后人淘汰，所以，我不主張編全集，而是應擇其最優(yōu)者編輯文集。以此標準而言，《蔣星煜文集》當是一部聰明的、優(yōu)中選優(yōu)的文集，他畢竟是從其全部3000萬字的著述中遴選出近千萬字編成文集的，而他的學術成就又是舉世公認，這就保證了他的文集是真學術的含金量。

　　我之所以認定《蔣星煜文集》是近年上海出版的一部高質(zhì)量、高品位、具有權威性的學者文集，這是由蔣先生長期在學術上的耕耘勞作所決定的，先生此生研究成就頗多，但最足以顯耀的突出在四個方面：一是關于中國戲曲史方面的研究，在《中國戲曲史鉤沉》卷中可以見到其具體的成果，對中國戲曲的發(fā)展脈絡、對唐宋戲曲、元雜劇、明代昆曲、清代及近代戲曲發(fā)展問題，多有所論述，特別是他對曾為中國戲曲發(fā)展作出過貢獻的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遼代的戲劇史，有精辟而獨到的論述。二是關于古典戲曲名著《西廂記》和《桃花扇》的權威研究。就藝術成就及對后世戲劇、社會影響而言，王實甫的《西廂記》是元雜劇中的頭魁，當然引來從李漁、金圣嘆、王國維到現(xiàn)當代的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當代的《西廂記》研究中，又數(shù)王季思、蔣星煜、戴不凡三位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蔣星煜的研究，除從思想、藝術上入手之外，還著重在版本、文獻學上下功夫，弄清了《西廂記》流傳過程中的諸多沿革、枝蔓問題，可以說是獨樹一幟，應當能代表當代學術界的重要貢獻。三是他對況鐘、海瑞的專題史研究，對史學界有特殊貢獻。說到海瑞研究，蔣星煜當百味雜陳，他與這個明代的清官真是“緣份不淺”，早在1957年，他就出版了7.7萬字的專著《海瑞》，比吳唅涉獵還早，而為《海瑞罷官》而身殉的北京史學家吳唅，直到1959年才寫了一部僅1.5萬字的小冊子《海瑞》。不料是年政壇忽刮“海瑞風”，蔣星煜應報刊編輯之約在1957年4月17日《解放日報》上撰寫了《南包公海瑞》一文；此后，吳唅的京劇《海瑞罷官》也問世。不料到1965年，隨著“階級斗爭”風聲日緊，吳唅的《海瑞罷官》受到批判，并成為十年浩劫的“文革先聲”；在上海的蔣星煜自然也難逃厄運，不僅被誣為與吳唅“遙向呼應”（其實他們并交無往）而備受摧殘，夫人也含恨離世。“文革”后撥亂反正，當年借海瑞事件制造文字獄冤案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蔣星煜有關海瑞的研究成果則重新獲得肯定，2007年，內(nèi)容經(jīng)過增補的《海瑞》一書第四次出版。這段辛酸的學術往事，作者在文集中所收的《海瑞》一書“自序”、“后記”中已有敘述，我更想指出的是，蔣星煜對海瑞的研究，其學術中透出的沉重感，已超出了歷史的范疇而成為另一種“歷史”。四是他在歷史小說方面的重大貢獻。先生從1947年發(fā)表第一篇歷史題材小說《嵇康之死》起，至2002年寫出《進士及第》止，前后共發(fā)表歷史小說70多篇，雖均為中短篇，但影響極大，成為歷史小說園地的一支奇葩。但他的歷史小說卻常常因寓意深刻而遭來厄運，如他1962年應《解放日報.朝花》約寫的《李世民與魏徵》，本是響應上面號召而作，但小說發(fā)表后卻被誣為“影射”，當時就受到壓力和批判，“文革”中更成為他的“罪證”，先生在七卷“后記”中說，他的“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生涯中，充滿了驚濤駭浪，充滿了淚痕血光，尤其是《李世民與魏徵》與《南包公海瑞》，影響所及，不僅我個人，還影響到我的家庭。根據(jù)我的歷史小說改編成歷史劇的改編者與主演則遭遇更慘�！睂懶≌f到了如此地步，當然只是在荒唐的時代才能發(fā)生，但亦可見他歷史小說的功力和影響力。限于篇幅，本文集選用了48篇歷史小說（《南包公海瑞》未選入為憾），大體能反映先生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概貌。

　　上海如蔣星煜這樣的學術名耆不多，有一些學者因為在報刊上不活躍，因而名氣便“不大”，但其成就，卻可能是卓越的，對這一類“真學術”領域的學者，希望社會能多予關注，幫助他們將自己的學術文集出版問世，不要讓他們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閣或埋沒于書齋中。而對“淺學術類”的文集則盡量少出或不出，因為這類文集除自慰以外，是不可能傳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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